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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中的时候偶然打开订阅了很久但是没怎么打开的Film Forum的邮件，发现娄烨的新片要在NYC展映并且有三场导演QA场，结果点击进去的时候发现早已Sold Out了，犹豫纠结这么远要不要为了一场电影专门过去，结果SSR直接说去吧瞬间打了鸡血，很想去看QA场看看导演但是票早就Sold out了，搜了一轮之后发现官网说明现场会有Standby Line，很早之前听说NY的活动常有的这种预留票会给到没有提前买到票的挂观众，还是很担心可能性有多少怕白跑一趟。往返将近6小时，再加上难停车拥堵费，全程还要起早贪黑，不过最后感觉都值了。 2:30的场次，我们1点就到了电影院，在确认了有Standby的票之后，准备2:00开始排队试试，这个时候仍然悲观的认为概率不大，但是有两个人在一起有了一些底气，以及害怕让其他人失望的担忧在他们的热情下也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了期待。在电影院坐着的时候，我们用中文聊着天，身旁的外国妹子突然也用中文跟我们聊起来，原来她曾经在台湾交换过两年，中文特别好还没有台湾口音，很可爱的在等着另外一部《no other land》，也帮我们介绍了Film Forum这个电影院，看起来是一个常客，虽然很想继续聊，但是又有些害怕尴尬，最终没有建立联系方式。 接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出现，SSR有些担忧开始说要不提前出去站LINE，纠结了一下最终出去了，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排队，而我们因为站在前三位所以心里安定不少，排队的基本上90%都是中国人，也是这部片子的受众更多是我们这些拥有共同创伤的人吧。感觉大家的年龄看起来都不大，都是比较明显的留学生 聊着天很快到了2点半，我们首先被告知有5张票是确定的，非常开心的买了17刀的电影票进场，电影院不是很大，大概也就是100来人，最后三排的位置都是空的，然后就发现所有排队的人都进来了。 电影起初是一个虚构的剧组，很有意思的是在最开始秦昊扮演的演员在戏中质问导演，你知道这部戏肯定不会过审，只能我们几个拍着玩自己看，有什么意思，全场都笑了起来。到了后期越来越多短视频集锦在这部伪纪录片中的时候，越来越难过，可能与电影已经没有关系，而是痛苦回忆的再现。最后QA的过程导演说这部其实是对电影的破坏，他拍的过程以及剧组中的人都觉得不是很开心，但是还是要做，也许这就是创作者的表达欲吧。 看完之后出来又地铁去了中央公园，找到了李文亮和刘晓波的的纪念长椅，意外也看到李文亮的左边旁边竟然是纳瓦利尼的纪念长椅。中央公园据说有10000个长椅，不太好找，中间只能停下来找到之前柴静分享的一个微信链接想看看地图，点进去也404了，这里也留一下地图和坐标吧，李文亮(40.791051, -73.963868) 刘晓波（40.791040, -73.962721）。 法拉盛吃完了好吃的中餐之后冒着大雨回到家的时候发现11点了，写了一个朋友圈所有名字都没提却被屏蔽了，豆瓣没有条目，大家都在另外一个同名电影下有评论，写了一点点评论不久就说收到了违规删除的通知，仅有的表达欲消磨殆尽，今天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自留地能说说话。

扔掉书本上街去 寺山修司 在明白“正义”是个政治用语之前，我们不得不付出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牺牲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当我们看到政治上处于弱势的大众要求有“另一个正义”“另一个法律”时，这种要求本身，难道不已经反映出了他们只能无条件接受管理与统治的丑陋现实吗？ “邪恶不过是正义化装出来的”，一个社会的正义是另一个社会的邪恶。 “反正这个世界怎么着都行，所以大家就‘怎么着都行’了。” 实际上，单从外在生活来看的话，现代的工薪族（就是大部分日本人）已经绝望了。所以当他们想从这个停滞的时代里找找“有什么好玩的”时，就会打打麻将，玩玩扒金窟，要不就去赛车场花点儿小本钱试试能不能赚个对本利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会越来越感到自己从事的工作只是临时混日子。这就是“希望病”的早期症状。“我现在的生活，表面上看来是在消极遁世，其实早晚有一天我必定能靠文学自立起来。”说这话的并不只是酒吧里的女招待。 其实并没有什么“本来面目”。当他们纠结在这种“幌子工作”意识中时，就得靠生“希望病”来缓解烦恼。不能如此缓解这种烦恼的，则是那些死在麻将馆二楼的工薪族。 他们连偏见都已经没有了。既没有思想的偏见，也没有兴趣的偏见。当然，利奥·洛文塔尔在《偏见的研究》中指出过：“当存在偏见的时候，个人内心会有潜在性的倾向。这种倾向有时会变成外部刺激，把人从社会闭塞中救出来。”然而，他没有注意到，那些死去的工薪族是被无差别地一律当作机构的零部件来对待的。 机械性的社会机构大批量生产着同样的人，长此以往，人们将渐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 若是在以前进行“什么可怕”的问卷调查，一般人的回答肯定是“妖怪”。若是现在，人们多半回答的是“原子弹”。然而真正可怕的或许既不是原子弹也不是妖怪，而是“太平无事”。 “太平无事”的时代缺乏浪漫，它意味着那些深知未来将一事无成者的绝望。“要是提前知道了明天发生什么事，谁还有兴趣活到明天！”这种浪漫派的感慨姑且放到一边，再来看看那些工薪族们吧，他们可是对“退休之前会有什么变化”清清楚楚了然于胸的。现代怪谈故事，讲述的就是这种太平无事的“可怕”。 这就说明，单一破坏主义必须是更能撼动整个生活的“实际行动”。它挑战的对象是我们被给予的一切，所以如果没有不厌其烦反复进行的改换职业、搬家迁移、离家出走……它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我绝不是在鼓励进步，只不过是在鼓励移动。坐标轴确定之后再实施移动，总是能够开阔新鲜的视野。我认为，如果要对社会闭塞和“早就知道明天会怎么样”的状况进行挑战，这个时代就必定需要这种无休无止的运动。C·威尔逊说得很对：“面对某种挑战，既有稳妥应战的文明，也有应战失败的文明。”然而，即便改换工作、搬家迁移看来毫无作用，我觉得也有必要去试试这种单一破坏。

最近看的几本How-TO的书导致完全失去了表达欲，昨晚在「微信读书」上把这两本很快的翻完了，有些话还挺有感触的，之前看他的电影总觉得太多情绪化的内容，没想到文字却是另一种风格。因为是从96年到现在各种发表的文字和对谈整理出来的，所以也就没有那种做完事情之后往回看写出来的文字的马后炮气味。 PS 微信读书的笔记导出功能非常友好，没有乱七八糟的适配，直接复制到剪贴板就好，非常舒适。 贾想Ⅰ：贾樟柯电影手记（1996—2008） 贾樟柯著 万佳欢编 6个笔记 ◆ 序言 贾樟柯，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——陈丹青 我记得贾樟柯在一部电影的花絮中接受采访，他说，他在荒败的小县城混时，有很多机会沦落，变成坏孩子，毁了自己。这是诚实的自白。我在知青岁月中也有太多机会沦丧，破罐子破摔。刚才有年轻人问：“谁能救救我们？”我的回答可能会让年轻人不舒服：这是奴才的思维。永远不要等着谁来救我们。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，从小救起来。什么叫作救自己呢？以我的理解，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，认真做每一件事，不要烦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敷衍。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，不要有错别字——这就是我所谓的自己救自己。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，我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，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。 2008年11月23日于北大百年讲堂 忠实自己感觉，按照自己标准维持日常生活，一步一步救自己。 ◆ 假科长的《站台》你买了吗？ 刚开始时觉得自己非常厉害，你看我多坚持，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。但是，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我突然发现，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所有的选择都有后果，只要去承担就好。 ◆ 听说电影的春天就要到了 跟过去所不同的是，今天连电影工作者之外的人也开始知道电影审查制度的问题。报纸上讨论电影的分级制度，为什么改变一个人所共知的不合理的体制会有如此之难，它已经危害到了电影产业的发展和我们的文化。现在我们可以大声讨论这个问题了，或许就是进步。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话筒里听来的春天。 这是03年的文字，现在是19年还是各种「不可抗力」 ◆ 大片中弥漫细菌破坏社会价值（对谈）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、市场的选择。但问题是，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。至于观众的选择，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。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？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，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。 和很多产品的逻辑也类似，“这是人的本性啊，我不占用他们的时间其他的产品也会，或者他们自己也会浪费时间”，但是总有一点理想主义能带来一些正面作用。 贾想Ⅱ：贾樟柯电影手记（2008—2016） 贾樟柯 11个笔记 ◆ 胡同里的文艺青年 周末，我会去美院找老乡看画，从校尉胡同出来走两步，就是美院画廊，再往前走，就是中国美术馆，晚上还可以去人艺看话剧，实在没事干就去旁边的中国书店翻翻古书。那些城里的艺术机构不是孤立的，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艺术青年在胡同里东窜西跑，而杂居的大院和艺术殿堂相安无事，浑然一体，不分你我。 五环外995的生活去趟电影资料馆都要花费大量热情值 ◆ 校长的话 电影对我的吸引力，还有它提供给我们的独特的生活方式。我需要那种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，也喜欢和不同工作人员在一起集体劳动。电影让我有机会去到陌生之地，去拍摄风雨雷电，去凝望山川大地。电影帮助我保留了与人交流的热情，也帮助我保持着对生活的好奇心。就像现在，我好奇你们是谁？你们为什么会选择电影？ ◆ 2015 山河故人 用文字描绘电影的美感，非常考验评论者的素养。符号化的盖棺定论和掉书袋的考证类比都相对容易。导演的工作是将“词穷”的部分拍摄为影像，好的评论是将影像的意蕴还原于文字。 写给木卫二的序，突然想到可以回复之前被问到的问题，电影相对于书（图像相对于文字）是不是只是扩展了表达途径，同时限制了人在读书时候的想象力，其实就是图像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表达这种「词穷」的状态，也是很多时候看完电影有感受但是很难还原成文字的一个代表。 ◆ 他们比贾樟柯更孤独——许知远对谈 （许知远）他对我个人影响甚深。他以自己成长的山西小城为背景的三部曲，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生活的重要性，那些熟视无睹的日常也有着动人与感伤。 成为朋友后，我多少有些意外地发现，他的谈话与书写能力甚至比镜头语言更有力量，艺术家的敏感与知识分子式的分析在其中高度融合。 （贾章柯）好多人跟我说，没想到你文章写得挺好，我说我那个年代写得比我好的多得是。 这也是看这本书最惊喜的一面，之前看电影觉得好多时候很意象化，没想到导演的文字这么坦诚。 他考了三年才上了电影学院，毕业后用一种再小众不过的独立电影人的视角切入社会。而我入读北大，未毕业就加入了一份主流商业报纸。我们都有志于描绘变化的中国。 这也像是对人生的某种嘲讽，他诚实地带着他的县城经验，从容进入了世界，而我一开始就想象着世界经验，却发现自己找不到落脚点。 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，脑子里很容易展现出来许知远那种知识分子忧郁的眼神。 我刚拍电影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激情，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，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，二十年算三代人，三代人过去了，思维模式没有任何变化 创作者要面对一个现实，就是最终这些作品是怎样有效作用于大众的，因为创作者都要思考个人和大众的关系。你的倾诉对象是大众，那么大众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，它可能会提供一个新的讲述故事、拍电影的灵感，来和大众社会交流、互动。 产品有些类似，埋着头去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功能产品毫无意义，所以还是要去看当下的人的变化和状态，虽然很多时候会让人失望。 许知远 你接触电影这二十年的时间，中国在世界上也呈现出戏剧化的变化。你怎么看待中国崛起带来的变化？ 贾樟柯 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年轻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，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灵魂独立，大部分这样的孩子，它们的思维模式还是国家的思维模式，忽略了人本的东西。当经济总量让他们激动、沸腾的时候，它们完全无视别的。因为他不是个人主义者，是国家主义者。 最近这种感觉越发明显了，这也是我在和身边的人讨论时越发明显的感觉到的，大家开口闭口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，为了整体经济效益，大众群体都是这样，键盘侠都很蠢，但是深入去聊个人，对这其中的每个人每个少数群体的时候，最后就会变成总是要有牺牲品。